「那一次，我真的覺得自己完蛋了。」

1992 年生的新介，是在 26 歲生日前 2 天確診的。那天，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像是掉進了一個無聲的漩渦。然而又像是個意外的禮物。是毀滅，也是重生。

HIV 是突如其來的，但恐懼早已埋伏在生活的角落。他從年輕時就對健康異常警覺，每當發生高風險行為，便會主動篩檢，像是在為自己的人生設定安全網。但有一次，那張網破了，從篩檢的電話通知當中，他得知了自己的陽性身份。

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他並非因為疏忽而感染，而是遭受惡意傳染——有人在明知道自己有 HIV 的情況下，刻意隱瞞，與他發生「臨時拔套」的無防護性行為。當他察覺到異樣時，已經錯過了服用 PEP（暴露後預防性投藥）的黃金時間，唯一能做的，就是篩檢。並等待宣判。

確診後的那段時間，他的世界變成了一種無聲的黑白色。他陷入自我封閉，情緒像是一張無法平復的皺摺。他開始思考「如果一切都結束了會怎麼樣」，但他終究沒讓自己走上那條路。他的母親，在這場風暴裡，成了意外的燈塔。

「如果確診了，那就只能接受，不然怎麼辦？」他的母親這麼說，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討論晚餐吃什麼。

這句話沒有華麗的安慰，卻讓新介慢慢從恐懼裡走了出來。他開始思考：「如果我注定要與這個病毒共存，那麼我要怎麼活下去？」

「那是一個像培力營隊的活動，大家討論著如何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甚至思考如何影響政策。」沒想到，隔年他就變成了這場聚會的召集人。這個轉變並非計劃內，而是逐步發生的。「當你開始參與，開始理解，開始與一群人共同努力時，這件事就會慢慢成為你的一部分，」他說。

在那次感染者的聚會之後，他開始參與更多倡議組織，甚至加入了一個服務性的社團。在這些參與的過程中，他認識了許多同樣感染 HIV 的朋友，也逐漸讓自己的心態發生變化。

「以前覺得自己像是孤島，只有吃藥的時候才會想起自己是感染者。後來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人都跟我一樣，而這並不是一件需要羞於啟齒的事。」

「我不必然要以感染者的身份出櫃，但是我還是可以用『我這個人』的角色幫助每一個感染者。」

畢竟——重點是異溫層的溝通，不是嗎？

而這些努力並非毫無回報。身為感染者，「覺得自己怎麼可能會有男朋友？」然而，他的伴侶是在 2019 年的友善社群活動上認識的。他們的 H 狀態相異。

幸好這些努力。多虧這些努力，他的伴侶對於 HIV 有充分的知識，當時 U=U （病毒量測不到就等於沒有感染力），也就這麼走到了現在。所以知識，知識，當然是所有陰性反應與陽性反應的子民們，通往「更安全的世界」的道路，對吧。

即便如此，他仍然選擇「半公開」自己的身份。

在社群裡，他是積極倡議者，但在職場上或某些生活圈，他並不會主動談及這個身份。「有點像出櫃吧，有些人選擇大方出櫃，而有些人選擇在特定場合公開，我選擇後者。」他解釋，這並非出於害怕，而是因為環境仍然存在某些不確定性。

談到醫療歧視，他提到自己曾經在一般牙醫診所遇到過委婉的拒絕。「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坦然面對，就在掛號單上勾選了 HIV。結果，櫃檯小姐告訴我，今天掛號額滿了，但可以先開止痛藥，然後建議我去設備更好的地方。」當時他沒有感受到不適，但回家後仔細想想，才發現這可能是某種形式的拒診。「還好，後來透過朋友介紹，找到了一個友善的牙醫。」

回首這些年，他感受到感染者群體的變化。現在的「新同學」，也就是新確診的感染者，對這件事的態度比以往輕鬆許多。「以前大家確診後會經歷漫長的低潮期，現在的年輕人則是『哦好啊，那就吃藥吧』，然後繼續過日子。」這不僅來自於藥物的進步，也來自於社會風氣的改變。

他相信，這個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也已經比過去進步了許多。「我們這一代感染者，某種程度上是過渡世代。我們經歷過汙名最嚴重的時代，也見證了藥物讓 HIV 變成可控的慢性病的時代。而現在的新同學，未來的日子會比我們輕鬆很多。」

確診後，她被轉介到昆明醫院，開始服用抗病毒藥物。但當時的藥物副作用極大，她吃了一次，頭暈目眩、全身無力，隔天完全起不了床，根本無法去上班。「我六歲開始，我媽媽就生病了，沒人照顧我。爸爸只要五個哥哥，我從小就知道一件事——我必須靠自己活下去。」於是，她選擇不吃藥。她不敢回診，因為治療影響到工作，而工作，是她唯一能夠掌控的人生。

這一停，就是 8、9 年的時間過去。她繼續在賣場工作，繼續被生活推著走，直到身體再也撐不住。

「2014 年的 11 月、12 月吧，那時候錢被朋友騙光，我自己也已經不吃不喝，根本沒想活了。結果，我真的就這樣倒下去了。」

她被送進醫院，住了一個禮拜，醫生開了藥，她又開始服藥。

但這時候的她，早已經病得太重，身體再也沒辦法承受過去的工作強度。她的家人，也沒有給她太多支持。「我那時候住院回家，我哥跟我說，妳什麼都不能吃。然後他真的每天只給我一碗白飯、一碗青菜。」

「我這樣撐了兩三個月，真的撐不下去了，就自己帶著換洗衣服，再次去醫院報到。」這一次，她住了 40 天，醫生說她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血打不進去，沒辦法輸營養，真的快不行了。」這一次，她終於徹底接受了醫療介入。

回顧感染初期，他記得自己對於「吃藥」這件事的抗拒。

當時並沒有太多前輩告訴他：「沒關係，你吃藥就好好的活下來。」那個年代的感染者多半選擇隱藏，不像現在有完善的社群網絡。他說：「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你看，我吃了藥這麼多年，還是好好的』，或許我就會比較早開始治療。」

但 HIV 不只是身體的問題，還涉及心理與社會層面。他曾經長期抗拒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敢告訴家人。直到 2002 年，因服藥順從性不佳，再次遭到嚴重的伺機性感染攻擊而住院，他才終於讓家人知道。幸運的是，他的母親非常開明，沒有對他有任何責備，甚至因此不再逼婚。「她後來只說，你把自己過好就好了。」這份支持，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

然而，他知道並不是每個感染者都這麼幸運。他聽過有些朋友被家人趕出家門，只能以賣身維生，甚至因此感染其他疾病。他說：「這不是簡單的『你應該好好生活』就能解決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支持系統的問題。」

感染之後，他的親密關係變得複雜。

有些人得知後選擇離開，也有些人無法理解他為何要吃藥。這讓他曾經對愛情感到悲觀，甚至一度沉溺於約炮文化，希望透過性來獲得一種自我認同。

但後來，他開始反思：「如果我一直用約砲來證明自我價值，會變成一個無底洞。」他開始跳脫出這個循環，試著以不同的方式去建立人際關係。作為健身教練，身邊有許多年輕、外型優秀的同事，但他選擇讓關係保持單純：「如果我跟他們發生關係，這段友情就變質了，我寧願不要。」

這種改變來自於他對自己的理解，也來自於他對「愛」的重新定義。「我希望找到一個真正關心我的人，而不是單純滿足生理需求。」這也是他現在對人生的態度——用更深層的方式探索自我，而不只是透過一時的快感來填補內心的空洞。

來台灣工作幾年後，某天因為捐血，被通知去衛生所，才得知自己感染了 HIV。那是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她對這個病完全不了解，當醫護人員告訴她要開始接受治療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對她的生活將帶來什麼改變。

阿珍姐的感染時間，應該是在 1986 到 1989 年間。當時，她的丈夫已經去世，而她並不知道丈夫是否感染 HIV、又是否死於 AIDS 發病的伺機性感染。在那個資訊不透明的時代，HIV 在當地仍然是一個陌生又充滿污名的疾病，醫療體系對於這個病毒的認識有限，診斷與治療也並不普及。

許多人在生病時，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阿珍姐的丈夫，就是這樣過世的。

她不知道他的病因，也沒有人告訴她該去檢查什麼，甚至連「HIV」這個詞，可能在當時的環境裡，都還沒有進入她的生活。她的重心放在家計上，丈夫離世後，生活的壓力讓她無暇多想。她還有孩子、還有家人要照顧，因此她選擇離開自己的國家，來到台灣工作。

某天，她因為一個看似再普通不過的決定——捐血，而揭開了一個隱藏多年的秘密。

捐血後沒多久，衛生所的人來到她的工廠，指名要找她，並請她前往衛生所。她當時還以為只是一般的檢查結果通知，沒想到，等待她的，是她從未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消息：「你感染了 HIV。」

那一刻，讓她的世界瞬間變得陌生。她從未想過，這個疾病會與自己有關，而當時的她，甚至還不太清楚 HIV 到底意味著什麼。她只能按部就班地聽從指示，開始進入治療體系。

上圖引用自https://pillreports.net/

後來，有了 AZT，大家以為終於等到了轉機。但這並不是奇蹟。AZT 原本是治療瘧疾的藥，後來被發現可以暫時壓制 HIV，於是成為了第一代抗病毒藥物。然而，它的副作用強烈，遠超過想像。

當時，醫界對 AZT 的意見也有分歧，雖然它是第一個核准的愛滋治療藥物，但劑量過高，副作用極大，許多病人反而因為藥物帶來的痛苦而放棄服用。吃 AZT 的病人，皮膚發黑，虛弱不堪，生活品質大幅下降，像是被藥物拖著苟活，而不是好好地活著。

韓森很快做出了決定。

「每次拿到藥，我都把它集中起來，然後丟掉。」他家後面有個垃圾山，成了他丟棄 AZT 的地方。他寧願賭一把，選擇不受這種藥的折磨。「後來我看到那些有在吃 AZT 的病人，身體狀況變得很糟，那時候我就覺得，我的選擇是對的。」

在那個資源有限、資訊匱乏的年代，選擇往往不是關於「好」與「壞」，而是關於「怎麼讓自己能活得下去」。

然而，他並不是沒有掙扎。他還在抗拒，還無法接受自己是感染者。

「我有 HIV，但我沒辦法接受我去治療。」

更讓他痛苦的是，那時候社會的氛圍讓他無時無刻不在自責。「感染 HIV，就是活該，誰叫你亂來？」這種聲音，來自社會，也來自他內心。作為基督徒，他曾經相信生命有某種神聖的秩序，但這個疾病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被拋棄了一樣。

他曾經陷在那無法填補的空洞之中，無論是來自信仰，還是來自自我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