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者故事

這系列的訪談，一開始當然沒有想到，竟然能做到了第二季。 我們還是想要知道——藥物變好了，資訊透明了，HIV 早已不是 30、40 年前的 HIV，但社會的態度呢？變得更好了嗎？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感染者，對「身份」有不同的理解，但相同的是，沒有人把 HIV 當成自己的全部。

在醫院的注射室裡，每次輪到他打針，總會有幾位護理師圍觀。「這個藥需要打在深層肌肉，推得太快會痛，針角度不對可能影響藥效……」有人低聲討論著，然後轉向他：「我們來試試新的手法，你不要緊張。」 他無奈地笑，「我大概是奇美醫院裡，讓最多人同時看過屁股的病人了吧？」

確診的那一天，他把自己關在和好友分租的公寓裡，把自己鎖進黑暗的房間裡一整天。窗簾拉上，燈也不開，超過一天不與外界接觸，甚至幾乎不進食。這不只是對未來的恐懼，更是一種身份的崩解。「那個時候，你會覺得世界瞬間變得不一樣了。」 隔天，他收拾好自己，繼續去上班。

2007年的某一天，一個認識五、六年的業務對她說：「妳要不要結婚？」這句話在耳邊響起時，她沒想到，這不只是人生的轉折點，更是一場無聲的災難。「當時，我們會在一起，就是因為覺得應該可以結婚，應該可以有個未來。」Sandy說著，語氣中帶著苦笑。

在確診後的初期，她並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因為她「根本不太懂」這個病是什麼，覺得只是一般疾病。直到有一天，志工來找她，開始跟她解釋HIV的影響，她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隨時會死」。這讓她開始拼命工作，甚至一天三班16小時地加班，為了當時還在泰國的女兒，「想說萬一哪天死了，至少存夠錢。

1986 年，韓森得知自己感染 HIV 時，他才剛滿 17 歲，還不太清楚「陽性」和「陰性」的醫學意涵。
 
「『陽性』聽起來是好的嘛，陽光、正向，結果竟然是有感染。」他苦笑著回憶。當時，社會對愛滋病的恐懼與歧視讓他陷入深深的孤立，甚至連醫療界都還在摸索該如何面對這個新興疾病。

那時愛知識的計畫主持人來找我談，說打算做一個系列、跨越年代的 HIV 感染者們的群像紀錄訪談——身為一個記者，接下愛知識這一系列的訪談，自然是義不容辭。我問他，要談什麼主題當作切入點？他說把訪談的主導權留給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把不同年代的 HIV 感染者們的故事，好好地留下來。

2022年底，一陣延續了2個星期，燒了又退、退了又燒的病熱，確診了…除了感染者們常常問自己的那個問題，「我能不能這樣每天吃一顆藥，吃一輩子？」1992年出生的他，眨了眨那雙閃亮亮的小狗眼睛，「感染者這個身份，讓我最不安心的是，就是會不會交不到男朋友啊？」

他對自己開始服藥治療的日子記得非常清楚，「2016年12月1日。「人到了這個年紀，有的事情一閃神，很快就忘記了，所以要給自己留下一個標記… 」他說。講得一派輕鬆，又時時透著某種自律的條理，但從知覺自己感染，到鼓起勇氣去檢驗、確診、接受治療，他花了4年的時間…

2010年，他還在中國工作。年度更新工作證的時候，醫生非常客氣地跟他說，「有個檢驗結果的地方怪怪的…」他的家族有三高病史，這些事，在他感染 HIV 之前就知道了。始終就是把相關的風險放著，也沒特別處置。反而在那後來的HIV感染治療與每次的回診，多數與醫生討論的，卻是三高治療…

他是2001年感染的，旋即開始服藥了，控制了。「我只是單純地想，讓每個新感染的朋友知道，作為一個 HIV+，還是可以好好過日子的。」他說，談到身邊 HIV 社群裡頭，有些小朋友知道自己感染了在那邊崩潰，原不想管的，轉念又說，「如果我不照顧他們，那還有誰來照顧他們？」

1999年，她刺了那隻蝴蝶。確實是極為雍容華貴，極為張揚美麗的蝴蝶。而未消毒乾淨的刺青針具，也一併把HIV，刺進了她的身體裡… 問她生病之後有什麼煩惱？蝶姐說：「哎呀，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比生病更重要更需要煩惱的事情啦…」

1999年的世紀之交，人們依然對HIV充滿恐懼，誤解，以及隱隱然透出的，差別待遇…「即使太陽落下了，也還是要祈禱。希望每一個人，都不要活在陰影之下…」他說。他是一個虔敬的人。他這句話，也不光是講給 HIV 感染的兄弟姐妹聽，而是給每一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