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感染了 HIV 或肺結核的移民提供即時的治療，不僅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同時也能降低傳染的風險。無論是否為 HIV 或肺結核的感染者，每個人都能因為這項重要的公衛政策而獲益。此外，這樣的公衛政策也能降低相關的預算支出，提供 HIV 及肺結核感染者藥物治療的成本效益，遠比延誤治療後再給予治療的效益高得多。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透過預防新增感染病例，秘魯每年可節省約 500 萬新索爾（約合 133 萬美元）。透過避免因愛滋和結核病死亡進而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還可省下 5,400 萬新索爾（約合 1,458 萬美元）。

秘魯司法與人權部的資料顯示，感染 HIV 的移民仍是該國最受歧視的群體之一，有 70.7% 的感染者移民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歧視。因為仇外、暴力和剝削，感染 HIV 的移民也更容易成為社會弱勢（其中近半曾遭受身體暴力或性剝削）。感染者移民在當地要獲得所需的醫療是個大挑戰，在通過該項法案之前只有 2% 的 HIV 感染者享有該國的健保，其餘的感染者移民則需自費支付根本無法負擔的高額醫療費用。

第二，穩定提供 HIV 感染者治療藥物，有助於抑制其體內的病毒量，進而降低甚至阻絕其體內病毒傳染給他人的機會。2008 年的瑞士宣言（Swiss Statement）以來，許多知名的國際研究（例如HPTN 052、PARTNER、PARTNER 2等）皆指出，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藥物能有效減低甚至阻絕透過性行為將體內病毒傳染給他人的機會。這些研究發現進一步促成「治療作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 TasP）和「測不到等於不具傳染力」（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 U=U）的論述，也獲得聯合國愛滋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台灣愛滋病學會，以及台灣疾病管制署等的承認與推廣。

第三，及早並穩定提供 HIV 感染者治療藥物，有助於改善其預後。國際大型研究（例如START、TEMPRANO）指出，相較於延遲接受抗病毒藥物的感染者，及早接受抗病毒藥物的感染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皆大幅下降。有鑑於此，2010年代中期起，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的愛滋治療指引皆積極建議，所有感染者（不論其 CD4 淋巴球數值）應及早開始接受藥物治療，以改善預後。而若要感染者及早開始接受藥物治療，應當以治療藥物的穩定提供為前提。

第四，穩定提供 HIV 感染者治療藥物，有助於避免造成愛滋病毒的抗藥性。當前主要的愛滋治療方式為每日規律服用抗病毒藥物；然而，若服藥不規律，愛滋病毒可能發生變異、產生抗藥性，導致藥物失去對病毒的抑制效用。更不樂見的情況是，具有抗藥性的愛滋病毒傳染給他人。儘管服藥不規律的因素是多重且複雜的，穩定提供 HIV 感染者治療藥物能有效提升其服藥穩定性，避免引致愛滋病毒的抗藥性。

《美國殘障人士法案》(ADA) 明文禁止歧視包含 HIV 感染者在內的殘障人士。2023 年 12 月，CHLP 向美國司法部投訴田納西州發佈的加重賣淫罪法案，無論感染者是否存在任何症狀，僅因其 HIV 感染狀態為陽性就使感染者面臨更嚴厲的刑事處罰，已明顯違反《美國殘障人士法案》。美國司法部接獲投訴後，目前正與田納西州政府進行相關訴訟。

本次簽署實施的 HB 2572 法案也與該州的加重賣淫罪法案相似，個人的 HIV 感染狀態將被視為性犯罪案件的加重因素，這同樣引發大眾認為該法案違反 ADA 的擔憂。

CHLP 的專職律師 Sean McCormick 表示：「以 HIV 感染狀態做為定罪依據的法律，將導致人們對 HIV 的恐懼及錯假訊息增加。且可能因為擔心自己的 HIV 感染狀態成為定罪依據而將降低人們進行 HIV 篩檢的意願。」

除了 CHLP 對該法案公開反對該法案外，田納西州當地的倡議組織也試圖讓立法者了解 HB2572/SB2043 法案將一個人的 HIV 感染狀態視為犯罪可能造成的負向影響。 CHLP 與 Sister Reach 合作發表了一篇新聞稿，在當中強調該法案將如何對弱勢社群產生不合比例原則的影響，以及刑事定罪如何增加社會對 HIV 感染者的歧視與污名。

除了從人權角度出發的倡議外，在先前的立法過程中，CHLP 與田納西州 HIV 現代化聯盟合作，推動修訂該法案，要求必須發生 HIV 傳播的事實，才能以加重強姦罪起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參議院最終還是同意了眾議院的法案版本，而該版本未將「發生 HIV 傳播」這個要素納入其中。

關於這個研究

該研究將參與了 2019 年全球 LGBTIQ 網路調查且生活在該地區男性的回覆數據納入研究。這項網路調查是透過社群系統以及社交軟體（如WhatsApp、Facebook、IG等）招募自我認同為成年 LGBTIQ的男性為研究對象。

該研究共收到來自 46 個國家，合計共3,746 位HIV 感染狀態為陰性的成年男同志和雙性戀男性以匿名方式提供的相關數據。依據研究條件進行篩選後，共有 3,191 為參與者被納入研究對象。這些研究對象在填寫問卷時需回覆「是否曾做過 HIV 篩檢」及「在過去 6 個月內是否有做過 HIV 篩檢」這兩個題目。這些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如下：

• 44.1% 年齡介於 25 到 34 歲之間
• 71.2% 認為自己是同性戀、24.4% 認為自己是雙性戀
• 40.2% 高中畢業、39.1% 大學畢業、13.9% 擁有碩士學位
• 60.2% 居住在城市、31.3% 居住在城鎮、8.5% 居住於村莊

研究結果

經調查這 44 個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的法律及愛滋防疫現況如下：

• 同性關係在 19 個國家（43%）是合法的
• 32 個國家（72.7%）有將針對男男性行為者（MSM）的介入措施納入國家防疫政策中
• 12 個國家（27.3%）達成在 2020 年有 90% 的感染者了解自身感染狀態的目標
• 在沒有為 MSM 提供任何介入措施的國家中，有 6 個國家（50.0%） 將同性關係定為刑事犯罪

雖然有 32 個國家有將針對 MSM 的介入措施納入國家防疫政策中，但沒有任何國家為男同志及雙性戀男性提供 WHO 建議的所有干預措施。例如：

• 這 32 個國家都為男同志及雙性戀男性提供了保險套，但只有 23 個國家在提供保險套的同時提供潤滑劑
• 當中有 19 個國家提供了以社群為基礎的 HIV 篩檢及諮詢，但只有 8 個國家在篩檢及諮詢時，會提供愛滋減害的相關資訊

總體而言，在 3,191 名研究對象中，有 86% 表示曾做過 HIV 篩檢、66% 表示在最近的六個月內曾做過 HIV 篩檢。經研究團隊分析後，有明確的證據支持以下發現：

• 「同性關係合法」與「曾做過 HIV 篩檢」有直接的正相關。相較於同志關係非法的國家，同志關係合法國家的研究對象接受過篩檢的比例高出 6.1%。
• 「有為男同志及雙性戀男性制訂介入措施」與「曾做過 HIV 篩檢」有直接的正相關。在有男同志及雙性戀男性介入措施國家內的研究對象，接受過篩檢的比例高出 14.1%。
• 「同性關係合法」與「六個月內做過 HIV 篩檢」有直接的正相關。在同性關係合法的國家生活的研究對象近期接受過篩檢的比率高出 3%。

在納入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資料進行統計學調整後發現，生活在同性關係合法國家的研究對象曾做過 HIV 篩檢的可能性是其他國家的兩倍。同時，生活在有為男同志及雙性戀男性制訂介入措施國家的研究對象，曾做過 HIV 篩檢的可能性是其他國家的兩倍半。

在未來，英國檢方若想以蓄意傳播愛滋做為起訴的理由，檢方首先需要先得到來自愛滋領域專家的證詞排除其他有可能的感染源後，且針對多個要件予以釐清、蒐集相關證據（這些證據包含來自警方、告訴人及被告的舉證與證詞等），在證據齊備的情況下，才能正式起訴。這些要件包括下列幾點：

造成告訴人嚴重身體危害

首先，告訴人需要因為該性傳播疾病受到嚴重的身體危害。這邊指的「嚴重的身體危害」不僅限於造成身體永久的損傷或危及性命，也包括因為需要長時間進行治療而對當事人造成長時間的影響。英國法院過往的判例中，曾因被告被控告使他人感染 HIV 及單純皰疹而遭受起訴。

被告當時已感染 HIV

第二，被告與告訴人發生性行為時，被告需已感染 HIV。這個部分可通過被告過往的醫療記錄以及 HIV 治療藥物的用藥記錄予以確認。

被告知道自己已感染 HIV

第三，被告在發生性行為時已經知道自己感染 HIV。這意味著如果被告在發生性行為時並不知道自己是 HIV 感染者，而是因為被控告時才被診斷或意識到自己的感染狀況，就無法滿足這個起訴要件。此外，如果告訴人及被告都是新近才被診斷出感染 HIV，那麼也很難證明究竟是誰傳染給誰。在這樣的狀況下，檢察官需要仔細的評估診斷的日期及其他相關證據，才能符合此一起訴要件。當然，這個部分也可能透過間接證據（如明顯的感染症狀等）來確認被告在當時是否已經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態。

被告有蓄意傳播的意圖

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項起訴要件。該名被告必需蓄意傳播愛滋病毒，或在知道有風險的狀況下，仍然繼續與告訴人發生性行為。

針對大部分與蓄意傳播相關的案件，需要考量幾個重要的因素。例如，該名被告是否有採取合理的防範措施，如使用保險套或該名感染者體內病毒量測不到等，都可做為正向舉證，證明已經採取合理的防護措施。但是，在已經採取合理防護措施，但仍可能讓對方感染 HIV 的情況下，評估的關鍵就會從「是否採取合理的防護措施」變成「被告是否知道自己讓對方承擔感染 HIV 的風險」。

檢方要評估「被告是否知道自己讓對方承擔感染 HIV 的風險」，則會針對被告對於防護措施的認識為何、他們當時的體內病毒量、對治療方法的理解、是否在發生性行為時使用保險套，以及發生性行為次數等項目進行評估。此外，檢方也會參酌醫療專業人士的觀點與說明。

但最關鍵的改革在於，在最新版的起訴準則中明確指出，當一位體內病毒量測不到的感染者，以體內病毒量測不到的狀態，做為防止將 HIV 感染給他人的預防措施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治療即預防」的概念），就不會被視為是蓄意傳播。在這樣的狀態下，感染者在發生性行為的當下，體內病毒量是否已經達到測不到的狀態，以及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病毒量測不到，就會成為評估是否符合該項起訴要件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