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研究

該研究針對 ChatGPT-4o、Claude 3.5 Sonnet、Gemini 1.5 Flash和Llama 3.1 這四個 AI 系統，在回覆訊息時的「準確度」、「全面性」、「語氣友善度」及「清晰度」這四個面向進行評估。

Gemini 是 Google 開發的，Llama 則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產品。由於 AI 系統的更新頻率及速度都極為快速，在 2024 年 7 月該研究進行評估之後，Gemini 和 Llama 皆已發布更新版本，因此實際的應用狀況可能會比該研究的研究結果更好。

U=U 在社群內的應用

UNAIDS 亞太暨東歐區域總監Eamonn Murphy表示：「如果社會大眾的觀念能夠跟上現有的愛滋治療科學證據，我們就越能消除人們對於愛滋檢測及愛滋診斷的污名… 社會越正向看待愛滋議題，我們就能讓更多人成功接受治療，而接受治療的人數越多，新增感染的人也會越少…」

如果想要充分運用 U=U 策略，就必須消除大眾對該愛滋的迷思並加強對科學證據的信心。

UNAIDS 泰國總監 Patchara Benjarattanaporn 博士表示，泰國國家發展策略的關鍵步驟是讓決策者與愛滋議題利害關係人（如感染者及愛滋 NGO等）攜手合作制訂相關政策。

會議期間，他們也拜訪了為性工作者提供服務的 Service Workers in Group Foundation（SWING），及為跨性別人士提供服務的 IHRI Tangerine 診所。這兩個組織都提出了創新的方法，提供性工作者及跨性別族群能在友善的醫療環境中接受 HIV 及 STI（俗稱：性病）的篩檢及治療。

其中一個關鍵策略是訓練社群的成員能夠「自己人服務自己人」。甚至可以在診斷出感染 HIV 和其他疾病的當天就提供相應的治療。

誰是 Joseph Kibler

Rodriguez：你使用 TikTok 和 Instagram 多久了？是什麼時候決定透過他們來出感染櫃的？

Kibler：我曾在 2020 年停用社交媒體。我那時感覺非常沉重、難以負荷，為了心理健康，我選擇休息一段時間。我當時已經做演員和倡議者很多年了，成年後我一直對自己的感染者身份直言不諱。我甚至製作了一部關於自己是感染者的紀錄片《繼續前行》。

當我決定重返社群媒體時，我當時的未婚妻，也就是現在的妻子，正在經營 TikTok，她說：「這可能是個很好且有趣的平台，可以把你的創意展示出來…」我當時想：「好吧，也許可以試試…」。因為當時的我有點害羞及猶豫，所以我想，如果要做 TikTok，那就從寵物、我的貓貓狗狗開始。之後我也開始分享關於做為一個身障者的故事，緊接著在沒有多久之後，我就開始分享做為一個 HIV 感染者的故事。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被告知不要談論自己的感染者身份。我是在很偶然的狀態下，在 11 歲時知道自己是感染者的。當時看診的醫師不是我的主治醫師，她不知道我媽媽還沒有告訴我，不小心說漏嘴。在回家的路上，媽媽告訴了我一切。

因為我的父親在外面偷吃感染了愛滋，然後他把愛滋傳染給我媽。我的雙胞胎哥哥就是因此而去世的。然後，我被告知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是愛滋感染者，因為會被欺負、會被學校開除，而且感染愛滋非常丟臉。我為此感到相當沮喪，因為我媽得了愛滋，然後她傳給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後，我終於意識到，我不用因為父親犯下的錯誤感到自責，這是他犯的錯誤不是我的。

可能是出於自我防衛吧，在我的生活中，我容不下那些不能接受這些事實的人。我想要分享關於我的這件事，如果你不能接受，就請你離開。所以分享自己是 HIV 感染者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可以讓對方產生共鳴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