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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來自東南亞國家，已經在台灣生活了將近 40 年。
「那個藥，真的很難喝！」最初的治療讓阿珍姐印象深刻，不是因為副作用，而是因為藥的味道。
「黑黑的一罐，還要冰，然後又辣又苦！」她回憶起來還忍不住皺眉。
因為太難喝，她有時候會選擇不喝，但幸運的是，她的病情在當時沒有惡化。後來，藥物逐漸進步，她開始規律服藥，身體狀況也隨之穩定。現在，她每天只需要吃一顆藥，就像日常保養一樣。
▸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阿珍姐
▸ 確診年代：1986 到 1989 年間
在確診後的初期，她並沒有太大的心理壓力，因為她「根本不太懂」這個病是什麼，覺得只是一般疾病。直到有一天，志工來找她，開始跟她解釋 HIV 的影響，她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隨時會死」。這讓她開始拼命工作，甚至一天三班 16 小時地加班，為了當時還在東南亞家鄉的女兒，「想說萬一哪天死了，至少存夠錢。」
這樣的心情，帶點黑色幽默，卻是真實的感染者心境——當社會對疾病的刻板印象壓得人喘不過氣時，他們能做的，往往只是拚命工作，讓自己至少還能掌控一件事。
她的故事，從一場無心的捐血開始。
來台灣工作幾年後，某天因為捐血，被通知去衛生所，才得知自己感染了 HIV。那是個資訊不發達的年代，她對這個病完全不了解，當醫護人員告訴她要開始接受治療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對她的生活將帶來什麼改變。
阿珍姐的感染時間，應該是在 1986 到 1989 年間。當時，她的丈夫已經去世，而她並不知道丈夫是否感染 HIV、又是否死於 AIDS 發病的伺機性感染。在那個資訊不透明的時代，HIV 在當地仍然是一個陌生又充滿污名的疾病，醫療體系對於這個病毒的認識有限，診斷與治療也並不普及。
許多人在生病時，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阿珍姐的丈夫，就是這樣過世的。
她不知道他的病因，也沒有人告訴她該去檢查什麼，甚至連「HIV」這個詞，可能在當時的環境裡，都還沒有進入她的生活。她的重心放在家計上，丈夫離世後，生活的壓力讓她無暇多想。她還有孩子、還有家人要照顧，因此她選擇離開自己的國家，來到台灣工作。
某天，她因為一個看似再普通不過的決定——捐血，而揭開了一個隱藏多年的秘密。
捐血後沒多久，衛生所的人來到她的工廠，指名要找她，並請她前往衛生所。她當時還以為只是一般的檢查結果通知，沒想到，等待她的，是她從未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消息：「你感染了 HIV。」
那一刻，讓她的世界瞬間變得陌生。她從未想過，這個疾病會與自己有關，而當時的她，甚至還不太清楚 HIV 到底意味著什麼。她只能按部就班地聽從指示，開始進入治療體系。
多年來，她一直選擇不對家人提起自己的病情。不是害怕被歧視，而是擔心給家人帶來負擔，或者讓他們感到害怕。這是一種母親特有的保護心態——不想讓孩子擔心。然而，這種沉默，也讓女兒對母親的秘密感到不安。
「我一直問她，為什麼每天都要吃藥？是什麼病？如果只是高血壓，為什麼不像別人一樣偶爾會漏吃？」女兒回憶起當時的疑惑。
直到某次親戚間的爭執，讓這件事徹底爆發。情緒激動的她，哭著質問母親：「我是你女兒，你為什麼不肯告訴我？」這是一種源自親密關係的矛盾——不安、憤怒、委屈交織在一起。她害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母親對她有所隱瞞。對她而言，這不是疾病的問題，而是「信任」的問題。
那一刻，阿珍姐終於坦白了。「我得的是 HIV。」她說。
女兒的反應，出乎她的意料。沒有想像中的驚慌，沒有大驚小怪，只有一個簡單的確認：「台灣的醫療 OK 嗎？」當母親回答「沒問題」後，女兒點點頭：「那就好啦。」
多年後，回憶起這件事，母女倆已經能夠輕鬆笑談。但那一刻，卻是她們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這場對話讓彼此更坦誠，也讓阿珍姐開始理解，隱藏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有時候，真相本身並沒有想像中可怕，而恐懼，往往來自於不了解。
如今，女兒不僅完全接受母親的狀況，甚至比她還要熟悉相關的醫療知識。「我是什麼都不怕的，因為我懂這個病。」女兒說。這種從懷疑到理解的過程，是家人之間最深層的成長，也讓阿珍姐不再獨自承擔，而是有了一個真正能夠分享一切的親密夥伴。
在那個年代，愛滋病不僅是一種疾病，更是一種社會的標籤，一旦被貼上，幾乎等於被社會放逐。
「以前我們小時候聽到愛滋病，都覺得很可怕。」阿珍回憶說。在她的家鄉，社會眼光曾經認為，這種病是「外國人帶來的」，如果村裡的哪家女兒去世，大家就會傳說：「她一定是和外國人接觸過，所以才得病。」
在那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公開自己的病情，因為這不僅關乎個人的健康，更會影響整個家族的聲譽。村莊裡的流言蜚語是可怕的，一個人感染，可能全家人都會受到排擠。
阿珍姐的二姐，雖然不清楚妹妹的狀況，但從她的言談之中，仍可以感受到這種深植於社會的恐懼：「不要跟那種人一起吃飯，小心會傳染！」她這樣告誡家人，彷彿這是一種避之唯恐不及的詛咒。
「我心裡就想，哼，你不知道我早就已經有這個病了，」阿珍姐笑著說，語氣裡帶著一點反骨的幽默。
儘管污名仍然存在，但至少，她不再需要躲藏了。
這麼多年來，她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
她去健身房運動、泡澡，維持健康。每週做三天的工作，多餘的時間，就陪女兒，陪孫子。也計畫每年回老家探望姐姐。當被問到未來的願望時，她笑著說：「願望？沒什麼啦，每年回去玩個一兩次就夠了。」
她早已習慣每天服藥，把醫生當作家庭醫生，高血壓、糖尿病、例行檢查，全都交給感染科處理，因為「省事啊，一次看完比較方便！」她的朋友圈中，也開始有其他感染者。她曾經被一個朋友「衛教」，對方害怕傳染他傳染給別人，勸她不要泡澡、不要共餐，甚至對她的女兒都保持距離。這讓她不知該哭該笑，最後，她選擇遠離這些負面的聲音。
「我來露德協會參加聚會，聽聽大家的故事，才發現自己其實算是幸運的。」她這樣說。
朋友們聊到身後事，她也不避諱：「我要花葬，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她指名，想要在陽明山的花海。說得雲淡風輕。「而且花葬、環保葬有補助，還可幫女兒省錢。」
她走過來了，別人也可以。
「沒有過不去的事。」她說，語氣篤定，像是在對所有人說，也像是在對過去的自己說。
訪談的最後，女兒說，希望把阿珍姐的故事寫得正能量一點，鼓勵其他人。「其實現在的人，不要一直看自己有多可憐，要看看那些比自己更辛苦的人，他們都能走過來了，沒有什麼事是過不去的。」女兒說。「不要總覺得自己很慘，事實上，比你慘的人多的是。最重要的，是怎麼去面對。」
「其實我們的想法，會影響整個生命。」女兒說。
一旁的阿珍姐聽著就笑了出來，「我教的。」
是嘛，有女如此，做媽媽的，當然是很得意、驕傲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