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 年,韓森得知自己感染 HIV 時,他才剛滿 17 歲,還不太清楚「陽性」和「陰性」的醫學意涵。
「『陽性』聽起來是好的嘛,陽光、正向,結果竟然是有感染。」他苦笑著回憶。當時,社會對愛滋病的恐懼與歧視讓他陷入深深的孤立,甚至連醫療界都還在摸索該如何面對這個新興疾病。
▸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韓森
▸ 確診年代:1986
「那時候去台大驗 HIV,只有一個小小的檢驗所,還是舊館,裡面的人少得可憐。」韓森說,確診後,他並沒有馬上得到任何治療,因為當時的醫學對HIV幾乎一無所知。診間裡的醫生跟他說:「你的生命大概還剩下兩到三年。」這句話,像是一把鉛錘重重地落在心上,也落在他的家庭裡。
整個家都進入了跟著自己等死的狀態,家人不知道怎麼處理。他當然也不知道。
那是個沒有藥物的年代,感染者像是被判了刑,沒有任何機會翻案。
他見過太多病友,一個個倒下,走得各不相同,但每一個都帶著相同的恐懼與無助。有的人被巨細胞病毒奪去了的視力,像是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連看世界的權利都被剝奪。還有人起初只是小感冒,後來燒了幾天就變成肺炎,再後來氧氣罩罩上去,沒幾天就走了——醫生說是肺囊蟲肺炎,雲淡風輕,像在描述天氣。
但最讓他無法忘懷的,是那位在酒吧當老闆的男子。當年 gay bar 不多,卻藏著無數夜裡的秘密。他得病後,被丟在三樓的公寓裡等死。沒有人敢靠近,沒有人願意送飯,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被傳染。最後,他只能躺在床上,裹在棉被裡,長時間的壓迫讓他的胯下、睪丸潰爛,出現褥瘡,傷口發炎,伴隨著濃重的氣味。
那種孤絕與痛苦,不只是肉體上的,而是連靈魂都被社會拋棄的絕望。

後來,有了 AZT,大家以為終於等到了轉機。但這並不是奇蹟。AZT 原本是治療瘧疾的藥,後來被發現可以暫時壓制 HIV,於是成為了第一代抗病毒藥物。然而,它的副作用強烈,遠超過想像。
當時,醫界對 AZT 的意見也有分歧,雖然它是第一個核准的愛滋治療藥物,但劑量過高,副作用極大,許多病人反而因為藥物帶來的痛苦而放棄服用。吃 AZT 的病人,皮膚發黑,虛弱不堪,生活品質大幅下降,像是被藥物拖著苟活,而不是好好地活著。
韓森很快做出了決定。
「每次拿到藥,我都把它集中起來,然後丟掉。」他家後面有個垃圾山,成了他丟棄 AZT 的地方。他寧願賭一把,選擇不受這種藥的折磨。「後來我看到那些有在吃 AZT 的病人,身體狀況變得很糟,那時候我就覺得,我的選擇是對的。」
在那個資源有限、資訊匱乏的年代,選擇往往不是關於「好」與「壞」,而是關於「怎麼讓自己能活得下去」。
然而,他並不是沒有掙扎。他還在抗拒,還無法接受自己是感染者。
「我有 HIV,但我沒辦法接受我去治療。」
更讓他痛苦的是,那時候社會的氛圍讓他無時無刻不在自責。「感染 HIV,就是活該,誰叫你亂來?」這種聲音,來自社會,也來自他內心。作為基督徒,他曾經相信生命有某種神聖的秩序,但這個疾病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被拋棄了一樣。
他曾經陷在那無法填補的空洞之中,無論是來自信仰,還是來自自我懷疑。

韓森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倡議者。
「我沒有要站出來,我只是覺得這是我的議題,我應該去理解它,然後找到我的位置。」
然而,在 1990 年代初期,愛滋感染者的聲音極度稀缺,社會對愛滋的認識仍停留在恐懼與偏見之中。當他開始到醫院探望病友,看到許多感染者因為歧視與孤立而在病床上默默死去,他心裡有了一股說不出的怒氣。「這些人不是罪人,他們只是剛好感染了 HIV。」
1993 年,他接受了《中國時報》的專訪,成為台灣第一批公開發聲的感染者之一。「那時候報紙刊登我的故事,讓整個愛滋議題的報導風向有了一點改變。」過去的新聞多半把感染者塑造成受害者,或是帶著道德審判的眼光去看待他們。
韓森的故事,讓社會看見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愛滋病患」。

在百貨公司擔任商品銷售員的期間,韓森遇見了一個人,一個與他若即若離、微妙又溫暖的人。那時,他站在專櫃裡,看著來來往往的顧客,而這個人卻不同於其他隨意瀏覽的人。對方一遍又一遍地在燈具間穿梭,彷彿有話想說,卻又遲遲沒有開口。
「他一開始只是看燈,我就從這盞介紹到那盞,然後他又晃回來,我再介紹一次。」韓森回憶著,「當時我還沒意識到這是一個開始,還在想,這個人怎麼這麼猶豫?」
他仔細聽著對方說話,發現他的腔調不像是台灣人。後來,對方終於自我介紹,原來是一名來自菲律賓的華僑,某天終於直接問道:「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韓森當下愣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那時候的他,並不確定這是否是一段感情,甚至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允許自己擁有一段感情。但他知道,他需要一個同伴,一個不帶恐懼、不帶審視,只是單純陪伴他的人。
後來,對方因為工作搬到了林口,而韓森也跟著搬了過去。他們合租了一間房子,日子簡單又規律。「每天我騎摩托車從林口到東區上班,晚上回來,他就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等我。」韓森說,那是一種平凡卻令人心安的節奏。
九點半,兩人碰面,然後去買雞腿,接著騎車到附近的大學,看夜景、聊天,感受夜風輕拂。「我們過得很單純,說浪漫嗎?應該是吧。」韓森笑了笑,「我們還遇過颱風,雨水噴進房間,整個地板都濕了,我們站在床上看著混亂的房間,然後第二天再一起收拾。」這樣的日子,雖然不曾被定義,但卻無比真實。
然而,這段關係裡,有一個韓森始終無法說出口的秘密。
有一天深夜,他在夢裡尖叫了。
「我不知道自己尖叫了,直到他把我搖醒。」韓森回憶,對方慌張地問他:「你怎麼了?你在夢裡一直喊。」那一刻,他忽然意識到,自己一直背負著一個秘密,一個他無法告訴對方的事實。
「我沒有告訴他我感染了HIV。」韓森輕輕地說,像是在承認某種未竟之事。
這份隱瞞,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出於恐懼。在那個時代,感染者的身份仍然是一個無法輕易說出口的事實,即便是對最親近的人。他害怕改變,害怕這份難得的安穩會因為一句話而瓦解。
「我在社會壓抑下,選擇了沉默,但沉默本身也成了一種壓力。」他說,後來,這段關係在未曾明說的沉重下,漸漸疏遠,最終走向結束。「不是因為不愛,而是因為沒有勇氣。」
多年以後,他回想這段過去,依然帶著微笑。「如果那時候說了,會怎麼樣呢?」這個問題,始終沒有答案。但他知道,那些一起騎車、吃雞腿、看夜景的夜晚,是真實存在的。
那是屬於他的 HIV 歲月裡,一段純粹愛與陪伴的記憶。

他最長的一段感情維持了八年,對方雖是從朋友口中得知韓森的 HIV 狀態,最終仍選擇留下,「他跟我說,感染者也有戀愛的權利,然後把他家的鑰匙交給我。」這句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韓森的心裡。
還有一段關係,不能算是戀人,但也是某種形式的愛。他與對方認識 20 多年,每年見一次,會擁抱,會一起過夜,卻從不發生性行為。這不是出於恐懼,而是一種默契,一種相互珍惜的方式。「我們不曾說出口,但這樣的相處方式,對我們來說,或許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信任。」在一個不公平的世界裡,找到屬於自己的平等。
如今,1969 年次的韓森 55 歲了,他不再糾結於過去的傷害,而是期望讓 HIV 成為「正常」的一部分。
「我不覺得自己是特別的病人,我就是個生病的人而已。」他認為,愛滋的倡議,正是要讓社會真正理解這是一種可控的慢性病,不需要過度恐懼,也不需要過度同情。
「不是特權,而是平等。活著,並且說話,這就是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他說